歌以咏志

我要正告某些人：我的娃决不要一个斗战剩佛干妈，这东西要遗传的好伐？！

注释略。

    前承汉唐、后启明清的北、南宋两朝在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中，创造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科技进步的时代，并承接了自晚唐以来的社会经济变革趋势，为下一个正统封建王朝——明——步入近代化时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宋在创造了诸多辉煌成就的同时，却也是中国正统王朝中第一个因为外族入侵而灭亡的。拥有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但为什么未能相应地建立强军？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什么没有成为抵抗侵略的有力基础？科技在此时期得到大发展可是为什么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诸如此类的问题，历代统治者、学者都对这一看起来因果矛盾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反省和思考，也在不同的视角中得出了各自的结论。而认为北宋积弱的说法，亦成为成说。内部政治因素和外部客观条件，是所有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方面。

关键词：北宋 积弱 中央集权政策 军事制度 国防条件

 
引言：
       后世研究北宋“积弱”的这段历史时产生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将主要着眼点放在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杯酒释兵权”、“先南后北战略不当”等为代表的内在政治、军事政策上；而另一种视角则注重讨论地理等外部客观自然条件。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都能从各自的出发点合乎逻辑地解释历史。但是，若将北宋积弱只归咎于既定政策或是先天军事条件中的一个方面，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内、外两方面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不能认为是单纯的政策失当或客观条件的先天不足致其军队羸弱。
      下面分别从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两方面进行分析：

1．内部因素决定论

      这种理解方式的根源，在于观察者企图将宋时期的所有症结归咎于内部积弊，尤其是强调开国政策的失当，坚持认为宋因采用“强干弱枝”的国策，在统一过程中使用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结果导致了对周边游牧民族国家缺乏必要的进取心，而采用“重文轻武”的另一国策限制和束缚了国防力量的发展和自新，从而使得国家的军事力量持续萎靡，无法为必要的领土扩张提供有力的支援。
       这一部分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方面进行思考，即政治和政治的延续——军事。
 

1．1政治制度因素
       政策，指执政者在建设、运行或改革政权的过程中所制定的政、经、军、法等各方面制度。而在中国的封建统治历史中，开国时定下的政策往往会被后继之君继承和发展，并冠以“祖宗之法”的头衔。历代对于北宋“开国政策”的批评，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认为国家内部的政策失当是积弱的根本原因。
       应当认识到，统治者制定任何政策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宋之前的统一王朝——唐，即是最终毁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之手。自中唐以来，藩镇之祸就开始发挥影响。各藩镇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上形成了的地方独立政权——自行任免官吏、自掌军队、自专刑赏，户口不报中央，赋税不交朝廷。形成了“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后来节度使亦不再由中央任命，而是父死子继，或由将士拥立。藩镇之间或相互攻伐，或联合起来对抗朝廷，成为唐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唐之后历时53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其本质就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自安史之乱起到北宋基本统一中原和南方的200余年间，各个政权相互征战，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这一点从人口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天下户口计962万户；而后“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宇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统一南方诸国之后，加起来约为310万户左右（不包括北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入宋朝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北宋年间平均年财政收入约为6500万贯，这一数字大大高于其后的元、明、清三朝；宋代的生产技术大为提高，作为古代经济重要指标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粮食亩产量由过去的60～70斤增加到300斤左右，耕种技术、种植面积都有提升，而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都是在宋代得到了最后的完善并真正大规模投入应用；人口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中国的人口变化趋势在宋朝开始脱离徘徊阶段，进入首个明显的增长期。这些事实都能说明宋是一个较为繁荣的时代，“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代。”但为何却没有能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一直推行的抑制军队、军人的政策。
       吸取历史的教训，宋自开国之君赵匡胤开始着力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强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控制。
       在黄袍加身的建隆元年，在平定了后周将领李筠、李重进叛乱后，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两人原本都是后周军中将领，赵匡胤最终能登上皇帝宝座也是借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因此自然深知地方军阀割据之祸。
       首先，太祖采取了最为直接的方式——“杯酒释兵权”。北宋建隆二年七月九日，赵匡胤在酒席之上巧妙地解除了开国功臣，同时也是禁军将领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手中的兵权；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赵匡胤故技重施，解除了藩镇节度使的兵权。这样，就将中央、地方的军权都收于己手，此为“收其精兵”。
       其次，宋改变了前朝宰相集政、财、军三权于一身的情况，设宰执（政权）、枢密使（军权）、三司使（财权）相互牵制，削弱了相权。在地方上设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转运使司（财赋）、提点刑狱司（邢狱）和经略安抚使司（兵民之事）。四司长官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故合称“监司”。宋的地方行政机构为州、县两级，行政长官为知州、知县。在州一级别设立州通判，用以监视知州，所发文书需有知州和通判两人的签字方才生效。这样，中央通过监司控制了地方上的军务、财政和司法，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了知州的权力，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此为“稍夺其权”。这个中央——地方体制的目的在于将地方权力大部分收归中央，仓、漕、宪、帅四司对中央负责，从而除去了地方权力一把抓的弊病；在中央则是以行政——军务——财政——监察各系统的互相牵制来最终实现了君主独裁的体制强化。
       而在“制其钱谷”方面，宋朝统治者同样有所作为：唐末五代以来各地藩镇的财政收入多是自留不缴，充作军费。为了改变这一现象，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太祖采纳赵普的建议，“令诸州自今每岁自今每岁民租及筦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运京师。”在中央设三司，下辖度支、户部、盐铁三部，是最高财政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而在地方上负责财政工作的则是转运使司，同掌管地方财赋（称之为“羡余”）的上供，故宋人视之为外计，而与三司内计相对应。如此内外相结合就消除了割据的经济基础。此外尚有盐、铁专卖等措施，例如由政府严格控制生产酒、酒曲的“榷酤”制度，“榷”意即专卖，“建隆二年，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馀罪有差。”即便如此，也已经是统治者因感“周法太峻”而实施的怀柔之策。种种做法都是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强对地方的经济控制。“在唐代，地方收入一部分解中央，另一部分保留在地方。宋代则全部解中央，地方更无储存。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
       此外，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以文治国和以文驭武的国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三条之中的核心乃是“不得杀士大夫”，宋对文人的宽容、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已经提到，赵匡胤自己也是行伍出身，登上皇帝宝座本身就是军人之祸的一个最好实例，他自然不会允许黄袍加身的故事再一次上演。一方面，统治者对军人拥有的权力大加限制甚至裁剪；另一方面，就是对文人的重视和培植。第一点前面已有略述，后文还将展开关于军事制度的讨论，这里只谈一谈宋朝文官的情况。
自安史之乱起，文武失衡的局面就开始形成，军人的地位不断上升。先是藩镇割据，地方不听中央号令，形成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后来更发展为皇帝都由军人拥立，甚至高级军官拥兵自重，取皇帝而代之。而实际上赵匡胤也并不是“黄袍加身”的第一人，到他已经是第四个了。有如此众多的恶劣先例，宋朝统治者自然不会再放任军人继续拥有较高的地位，采取了种种措施来纠正这种危险的情况，例如规定州的长官必须为文臣、改革科举制度以广招天下读书人等。太宗朝大量增加科举录取名额，第一榜就取士500人，超过了太祖朝17年取士的总数。对此太宗的说法是：“吾欲于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自此，大量进士出身的文人士大夫进入统治阶层，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种抬高文人阶层的做法确实有效地防止了再出现“黄袍加身”，同时也对宋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哲学、史学、文学、科学在此阶段都有不少辉煌的成就，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文官治国也应当被视为是一种较之军人治国更为先进的制度，顺应了历史进步的大潮流。但不能忽略的是统治者建立文官治国的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防范军人乱政，维护封建统治，这样就难免矫枉过正，过度抬高文治而压低了武功的地位。“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如此连边防大帅也任用文人，实为不合理之举。
 
      综合上述史实，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朝对地方、军人这两大因素严加限制。从客观上讲，确实较好地达到了强化对内统治的目的，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未发生过全国性农民起义的朝代。社会安定才能保证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这是北宋，特别是北宋前期经济、文化得到巨大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军队战斗力低下、规模过于庞大，非但没有很好地负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反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1．2军事制度因素
      前面已经提到，北宋统治者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具体到执行层面上表现为“强干弱枝”。在这一总思想的指导下，宋朝统治者制定了相应的军事制度。
      宋初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藩兵四种。禁军为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为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负责本地防守；藩兵则是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其中，禁军是精选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壮丁，较之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以保证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除了禁军之外，厢军、乡兵、藩兵的战斗力要低下得多，军事上的能起到的实际作用较小，国防全仰仗禁军。将禁军与地方武装区别对待，强中央而弱地方，这种做法被称之为 “守内虚外”，是“强干弱枝”的一个典型措施，目的依然是加强对内统治。
 
       改革的手术首先由禁军的领导权开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赵匡胤取消了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军统帅）这个重要的职位，改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而讽刺的是，他正是凭借殿前都点检手握兵权的便利取周而代之。当年七月，又发生了前文已经提到的“杯酒释兵权”事件，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被解职，该职位亦取消。禁军，尤其是殿前军的日常训练很大程度上变为由太祖负责，也就是说他自己行使了殿前都点检的职责。而禁军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三帅并没有调兵权，宋另设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令，以佐邦治。 ”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长官为“枢密使、知院事，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均由文官担任，与近现代的文职国防部长制有些相似。不仅如此，自从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以后，武官甚至基本上被排挤出枢密院。在职能划分上，枢密院虽能调兵，却又不直接统军，这样就实现了统、调分离，将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其次是收回将领的临阵指挥权，皇帝亲自干预前线作战，向领军将领授予“阵图”、“手札”，将领们需按皇帝的预定方针进行部署。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前后方沟通不可能实现确保畅通、实时两大要求，来自后方的干涉必将大大降低作战的灵活性，使统帅难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将从中御”是宋开国之初就已经实行的做法，但赵匡胤做皇帝之前就是军队高级将领，其军事指挥水准自然不低，因此这个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然而自太宗开始，不仅来自后方（或皇帝御驾亲征）的干涉就越来越严重，而且干涉的源头——皇帝，也一代比一代更像文人墨客，居于深宫，不谙军事。“将从中御”的结局随之变得胜多败少：太宗朝高粱河之役、雍熙北伐，神宗朝的灵州、永乐之败……而获得对辽大胜的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满城之战，胜利的关键却在于前线将领临阵改变了太宗不合理的作战计划。到了徽宗赵佶，皇帝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但他却没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北宋王朝内外都陷于大厦将倾的危险境地。
       第三，切断将与兵之间的联系。将领之所以能够拥兵自重，在于有一支忠于他的武装力量。而要拥有这样的实力，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经营，才能在军中培植起自己的势力。前有安禄山，后有赵匡胤自己，这些让旧主头疼万分的人无不是如此起家。宋为了防止拥兵自重再次发生，遂行“更戍法”，即对军队驻地设置一个变更周期（3年），领军将领也更换所部军队，即“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如此自然能有效遏制军阀的成长，但也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
      另外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募兵制。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不论禁军还是厢军，大多为招募而来。前文已经提到，禁军是北宋军事力量的支柱，而厢军（包括乡兵、藩兵）的军事意义不大，主要从事劳役活动。它的主要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厢军担任了大量夫役（即“科差丁夫使”）、职役，政府对农民的劳役征发有一定减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北宋实行“荒年募兵”的政策，“其灾伤之处又招饥民以充厢军”，相当于变相的救济之举，以免“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北宋年间没有发生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与“荒年募兵”不无关系。
       但北宋这种养兵的做法并非只有好处，它也带来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厢军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军事，募兵所得的兵源素质较低，因此对国防力量的加强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二，荒年一味广收流民、饥民为兵，无异于饮鸩止渴，造成了北宋后期严重的“冗兵”、“冗费”问题。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有兵三十七万八千人，到仁宗皇佑年间（公元1049—1054年）达一百四十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维持这样一支庞大而无用的军队给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到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岁入达一亿数千万缗，却仍然入不敷出，差额常在三百万缗以上。这一深刻教训不应被后人忽视，否则就有重蹈北宋覆辙的可能。
 
      冗兵、冗费两大问题，加上冗官，造成国家“积贫”、“积弱”。为了扭转局势，神宗朝王安石展开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这里就其中与军事有关的部分略做评议。
       更戍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变法则实行将兵法，在全国军事要地设置带兵将领，专门负责训练军队，以提高战斗力。
实行保甲法，逐步实现民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民兵代冗兵，增强地方武装力量。
       为解决战争所需马匹问题，在河东、陕西等五路推行保甲养马法。政府提供马匹，或出钱由养户自行购买。养马户享受免征折变、杂变之赋及差役、杂徭的优待，政府则可节省一大笔养马费用。
       虽然变法最终失败，未能挽救北宋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它毕竟表明统治阶级认识到包括军事制度在内的既有执政思想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处，展开有针对性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的来说，北宋政治、军事制度都很大程度上与以“强干弱枝”为代表的种种具体政策、制度和它们背后的中央集权思想有关。需要指出，“强干弱枝”并不是宋朝只此一家，之前无数皇帝皆奉为圭臬。兹举数例，史考如下：
      “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也。”
                                                                                                     ——《白虎通•诛伐篇》
      “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
                                                                                                     ——《后汉书•卷一》
      “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汉书卷四三•列传一三》
      “揽权衡，亲宗室，强干弱枝，以立万世之计。” 
                                                                                                      ——《北史•卷四七》
      “史臣曰：‘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故古先哲王建国，公侯之封，不过千乘，所以强干弱枝，防其悖慢。’”
                                                                                                      —— 《旧唐书•卷一八零》

      浩繁的史料可以证明，“强干弱枝”这一意在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古已有之，甚至这个提法都不是到了宋代才首次出现。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这一政策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历代中央统治集团皆以各种名号行此之实，“削藩”之事层出不穷，成败不一。
      从效果上讲，北宋的“强干弱枝”达到了预期目的，没有给地方势力发展的空间，从而避免了发生如如安史之乱、靖难之役、三藩之乱一类的动荡。而过于强调宋朝是因为政策制定失当而积弱，这是不全面的理解。事实上，任何身处中央统治者地位的人必然会对地方开刀，明成祖朱棣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为地方诸侯时受到来自中央削藩的压力，取皇帝而代之后又将自己的“遭遇”施加到别的藩王身上。从历史的沿革来看，这是一个由春秋至秦汉，由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一直到北宋，并最终实行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漫长过程。各朝“强干弱枝”不乏成功的例子，因此不能说此策本身有问题。而事实上，身处数千年封建历史长河中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汉、明这样的大一统王朝，还是宋这样要打上问号的“统一”帝国，甚至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一方的诸侯，都无一例外地向治下军、官、民挥舞起专制的大棒。简而言之，政权的封建性质决定了它必将在政策基本面上推行“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政策。

 
 
2．外部条件决定论  
      从外部条件来讲，战略环境决定了客观条件和资源，国家必须拥有可依靠的国防资源来抵御侵略或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对北宋所处的战略环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客观条件对它是较为不利的。
      宋朝的“统一”头衔，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北宋如此，南宋更甚——辽、西夏、吐蕃、金，包括后来的蒙古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对峙，它们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进行了频繁的战争。
 

 

       从上图可以读出，北宋前、中期的两个主要对手——辽与西夏占据着北方地区。而中国地理地势，到了黄河就是平原，出长城后更是一马平川。北宋国防只有黄河可勉强做屏障。北方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早已被后晋石敬瑭割让于辽，这对北宋国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1经略幽燕

       所谓燕云十六州，是指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的合称。如下图所示，即今天的京、津地区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东西宽约六百公里，南北长约二百公里，总面积约为十二万平方公里。

       为什么燕云十六州会成为举足轻重的拥有战略要地，这要从它对宋、辽两国各自的重要意义分别进行分析。
       燕云十六州北部是太行山脉，地势险要；南部与广阔的华北平原相连。该地区自古就是古代汉民族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早在战国时期，北方诸国及后来灭六国的秦朝后就曾经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燕云十六州北部大规模修筑长城，以图北拒匈奴。后历代统治中原的政权对长城又时有修缮和发展。从地形地貌来看，由于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的分割，十六州被分为两大部分：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东南，地处平原，称“山前七州”；而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九州则处在西北，属于山地，被称为“ 山后九州”。这一带地区（尤其是山前诸州），扼守燕山和太行山北支的长城一线，军事意义十分重要。从北宋防守一方的角度来讲，失了燕云十六州，其结果就是北方藩篱尽撤，黄河以北再无可依靠的缓冲地带。南下的敌人轻易可达黄河，一渡河即到开封城下，北宋几无天险可据。宋人对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真宗召“儒臣中知兵者”钱若水咨询边防之事，若水答曰：“臣闻唐室三百馀祀，魏博一镇，当日戍兵少于今时，而夷狄未尝侵境者，何也？盖当日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扼其险阻，是以戎马不敢南牧。由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皆须应敌。是以设三关，分重兵以镇之，少失隄防，则戎人内侵。”因此宋初统治者素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志：“初，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太宗朝时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北伐以图夺回燕云十六州，扭转地理上的劣势，然而两次伐辽都以失败告终，辽强宋弱的局势最终形成。雍熙北伐失败后，北宋的国防政策就此转入消极防御，放弃了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打算。此后辽人不断南侵，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不得不与之签订城下之盟，约定向辽输出 “岁币”换取边境的安宁。经略幽燕的失败，直接导致宋代的国势难以与汉、唐相提并论。
      分析了宋失去燕云十六州的严重后果，再来看看它对辽国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公元916年，契丹族杰出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奴隶制国家，国号大契丹，后改称辽。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初期为奴隶制国家，制度的落后使辽初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辽逐渐吸收中原汉族先进文化思想和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辽建国早于宋几十年，燕云十六州就是在此时间段落入辽人之手。
       辽取燕云十六州于后晋，不仅仅是土地得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除了得到有利的地缘军事条件外，还从中受益良多。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征伐不断，大量汉人北逃进入辽国境内；同时辽也持续对中原地区发动侵略，将大量汉人（战俘、平民）俘虏至北方。长期的南下掳掠和接受中原汉族迁入使辽获得了大量汉族人口，其数量之巨，汉族甚至超越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其他各族成为辽第一大民族。历史上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文明后，被征服者往往会以文明征服征服者，在这一点上辽人亦不例外——耶律阿保机任可汗后大力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在统治阶层中广用汉臣，有名臣如韩知古、韩德让祖孙，甚至到后来韩姓地位仅次于帝、后两大家族；仿汉制、汉字；在兼并了渤海国，并得到燕云十六州后，大量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分对辽施加影响，使其开始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可以说，燕云十六州对辽政治层面上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从生活、生产方式上讲，辽国原有领土多为游牧区，燕云十六州与渤海国则带来了其自身所缺乏的农业成分。相比游牧业，农业是更稳定可靠的钱粮来源，为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此外，由于农业的进入，生活方式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转变为定居。稳定的环境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前提，定居农业恰好能提供这一游牧生活所不具备的条件。此外，燕云十六州在辽整个版图中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中不乏当时较大的城市——例如幽州作为辽的陪都，是五京中规模最大的，“城北有一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经济的繁荣。
       从更现实角度来讲，汉人还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辽的纺织业、制瓷业水平较高，风格多承袭唐、五代传统，这一特点证明了汉人对辽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与军事息息相关的矿冶技术的发展，更大大缩小了辽与宋在装备技术上的差距。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利条件，辽国得以成为与汉时之匈奴、唐时之突厥完全不同的封建国家。
       从强辽这个角度可以引出一个事实，即北宋的对手都有较强的实力：西夏、金皆与辽类似，在各自杰出首领的领导下把握住了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抓住了有利的发展时机，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思想，最终发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远非之前的匈奴、突厥这样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敌人可比。因此北宋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难求一胜，己弱是一个方面，敌强亦是不能忽视的客观原因。宋人并非没有认识到敌我对比不利的实际情况，雍熙北伐时宰相赵普就敏锐地看到了宋军节节胜利表象之下的各种隐患，力谏太宗退兵，甚至批评皇帝“乐祸求功”。因此北宋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防御、求和这样较为消极的政策，一定程度是依据不利的现实条件所做出的折中选择，并且其中与辽、西夏谋求和平的做法取得了并不算太差的效果——北宋用“岁币”等较小经济代价换取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2．2马政不兴

       失去北方领土的弊端不仅仅在于没有天险阻挡外敌，更为重要的是还造成北宋马政不兴。
       马匹问题的关注者注意到在宋与辽、西夏、金、蒙的战争中，国家重要军事战略资源——马匹及其产地的匮乏，使得宋在较多的时候都难以取得优势。而因为机动能力的差距导致在战术层面上难以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国家在战略规划上的困境。
       骑兵在战术、战略上的优势来源于其特有的强大机动能力和冲击能力，以及作为远程兵器发射优良平台。战时拥有机动优势的一方往往能长途奔袭，行动较步兵更具有突然性，因此更容易夺取战场主动权，具备更强的作战灵活性。从下面这段北魏使者（少数民族骑兵占优的一方）与南朝宋军将领（弱势的一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两者在战术运用上的巨大差异——宋将张畅为安北长史，当时正防守彭城，他和北使的对话从北使夸耀兵力众多开始，对此张畅予以反驳：“我本斗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邪！”而鲜卑使者则很得意的回答：“城守，君之所长；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有马，可以战至千里之外；无马，则往往陷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例如通过高机动性的骑兵部队可以切断敌方的后勤补给线，使其因给养断绝而被迫减弱攻势或放弃抵抗。虽然骑兵较弱的一方也可以立足于防御，从而使对方在机动性上的优势难以发挥，但这样做毕竟使作战计划的选择受到了较多限制。这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何北宋在经历了两次对辽北伐的失败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信心，转入消极防御。
       当然在承认骑兵具有机动性优势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单凭此就可以获得所有战争的胜利。南宋从建立到灭亡的150多年中一直处于金、蒙古的威胁之下，但战和反复之间竟能坚持如此长的时间，不能不说是出人意料的。
       事实上，翻开地图就能发现，“直把杭州做汴州”的南宋偏安一隅，它丢掉的祖宗土地正是北方平原。游牧民族骑兵到了水网密布的南方地区，脱离了自己的“主场 ”，自然不再有与北宋交战是那么大的优势。这一巨大反差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所面临的困难——缺乏战马，却要在骑兵能发挥优势的地方作战。这无异于以己之短，击敌之长。
      从生物学上讲，北方高寒之地才适合饲养马匹，同时北宋也没有开阔的大平原用于放牧——农业社会耕地弥足珍贵，不可能开辟大面积的马场，因此养马成本远高于游牧民族。北宋时中国两大出产良马之地——东北蓟北之野、西北甘凉河套地区——一属辽，一属西夏。汉代六牧师苑令所令36牧场集中在天水，陇西，安定，西河，上郡；唐人“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经历了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动荡之后，这些宝贵的产马地区都已失去。而北宋自己的战马养殖则囿于自然条件限制进行得不尽如人意——“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公元1069—1072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馀仅足配邮传。”水土不服导致的产品质量之低下可见一斑。到王安石变法时实行保马法，养马于民，希望藉此解决战马短缺的问题，但在那样的自然条件下，再多的制度改革也不能取得好的实际效果，战马资源的短缺仍是一大掣肘。即使“茶马互市”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缺马之急，勉强提供够建立精锐骑兵部队所需马匹，但且不说数量很少，单是国防资源掌握于他人甚至是潜在的敌人之手这一条也是件极危险的坏事，“不斗马足”的宋军在适宜骑兵作战的地理环境下实难以与游牧民族相抗。

结语：
       在研究北宋这段历史时，应该看到统治者将地方的财、政、军、司法权收归中央从而削弱地方的做法，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内部环境的作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任何政策都有利与弊的两方面，加上在实施过程中某些地方逐渐偏离最初预设的轨道——例如北宋历代统治者对军队不可谓不重视，但正是这种 “重视”让军队处于严密的限制、监控之下，失去了发展的空间，战斗力难有实质性的提高。统治者过度集权带来了种种恶果：军权过分集中，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战斗力低下，地方武装力量不堪一击；政权过分集中，使得机构重叠，官员冗余严重，办事效率低下；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难以有效行使政府职责。“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败。”由此遂成积弱、积贫之病。但要全面地分析北宋积弱之原因，就不能简单地只看到主观因素，特别是不能片面地归咎于以“强干弱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策及随之衍生出的配套军、政制度——即“积弱”绝不可能只是由于军事层面的问题导致。外部条件的制约，如前朝割燕云十六州使北宋失去了隔绝侵略者的屏障、对手的战争潜力并不逊于自己（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超过）、失去战马产地导致骑兵难以与敌抗衡……这些先天缺失使得北宋在面临机动战略优势的马上民族时陷入不利态势。政治、军事、地利等诸多原因的叠加，北宋在军事上“积弱”也就不难理解了。


       多谢古战各位的读书卡，受益良多；还有，谢谢你帮我翻译。:)

     接下来的一年多可能会是23年人生中最辛苦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不晓得会不会连心中的苦闷都没有人能听我说？

     虽然看上去比较残酷，但总有些事情就是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我实在不能算天才，想要收获的希望更大，那就只好受更多的辛苦。各位同学切勿同情，自找苦吃的人都不该同情，何况我最担心的就是一有人安慰，就泄气了，一泄气，就不能前进五了……只想在有些撑不住的时候能得到你们几句不问收获的鼓励。至于要感谢的人们，就不列表了，太老土……其实你们心里都明白。

 

后来奶奶病了，就去得很少了……

成都动物园以前一直没有犀牛，经多方了解后得知北京有，于是亲眼看看犀牛就成了埋藏心中多年的梦想（之一），去年终于去看了。不过成都早在N年前就引进了两头白……去北动也就失去了“首见”的意义。不过虽然犀牛不是首见，倒是首见了犀鸟和、射水鱼、鹦鹉螺和海豚
还遇到一小小姑娘，妈妈带着，问我熊猫馆在哪儿，老夫blablabla，听得年轻妈妈晕头转向，问我去不去，好把她们也带过去，我得意地心说：老子就是四川人，不稀罕这黑一坨白一坨的胖东西  再次指明方向后飘走

此文由 星际蟑螂 发表：

6岁那年，随老爸去动物园，走到关狮子的铁笼旁边，恰逢狮子在靠着笼子睡午觉，鬃毛一缕缕的从铁网中透出，毛绒绒的煞是可爱，遂趁老爷子不备，钻过铁笼外的护栏，冲到笼子边上，小手一伸，拽下鬃毛一撮，狮子被疼醒后，那是一个愤怒啊，站在笼内展台上大嘴一张在离我的脑袋只有20公分的地方，嗷的一声....当时被那一嘴大牙吓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抱回家2天不吃不喝，神情木讷。

此文由 中央警卫团 发表：
北京动物园
那年5岁，父亲单位组织学习期间旅游
熊馆
大家都是在笼子外面距离1米的连杆处扔果蒲，熊就在笼子边张的大嘴伸着爪子等着。
我看边上一家扔的果蒲我没吃过，然后他小孩子扔出的一个被笼子反弹到外面的地上，我以光的速度窜进栏杆伸手把果蒲仍自己嘴里，而那只熊的爪子居然没我快扑了个空。我用远记得，那只熊立即直立看我的眼神，很囧很囧，然后卷缩在里面的角落里，就算人家把果蒲仍到脚边也没反映。
这件事情到现在我父亲单位的同事见我一次说我一次。

 

此文由 雪绒花和庄静 发表：

某个大型猫科动物，在笼子里来回追逐骑着小三轮车的小小的我，然后我爸爸去和它对视，对方退缩了。

此文由 icyblue 发表：

给河马扔了个苹果，伊大嘴朝天，苹果直接空心篮落下喉咙，
两犀牛打架，饲养员在旁边吆喝加油

  谨博诸君新年一粲~